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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之争:中国是否应走重化工?

专家之争:中国是否应走重化工?

2005年03月22日

19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再次就“重化工业”问题引发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重化工业仍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依靠资源大量投入支撑外延式增长，无助于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强调重化工业也得做，这将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发展的均衡。两位先后就“重化工业”问题发表侧重点迥异的看法，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吴敬琏：走重化工业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

“目前，土地、资本这样一些基本资源的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各级政府要用配置资源来服从于实现自己政绩的目标。”吴敬琏说，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很快实现GDP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于是，相当多的省份都提出来要进入重化工业的阶段汽车的品牌竞争也日益剧烈，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优化”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旧型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吴敬琏说，先行工业化国家19世纪的旧式(传统)工业化道路就是：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外延增长。

在吴敬琏看来，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引发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扬长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将橡胶的柔韧性与热塑性塑料的强度和可用性相结合;Zytel具有高耐热、耐化学和耐水解的能力;Surlyn提供了许多功能度紧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

他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彻底改观，资源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GDP增长率达到年增长9%以上，很快就需要停下来调整的原因。”吴敬琏说。与此同时，服务业在GDP当中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

“于是我们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很长的价值链里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附加价值最低、利润率最低的加工部分。”吴敬琏说，所以就有一句话，说我们耗费资源、破坏环境，还背负着一个“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也没有留给自己。

吴敬琏主张，“着重用现代信息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 而在回答有关“煤电油运”瓶颈问题时，吴敬琏再次指出，一种比较流行的思路就是赶快增加煤电的供给。“我说这种思路叫作‘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思路，它隐含的前提就是资源没有稀缺性。”他说，从深层次看，也说明我们的增长方式、工业化道路和经济结构有问题。

樊纲：不走重化工业道路于我们不利

令与会者感有些到意外的是，樊纲的发言是为重化工业“正名”而来。

他认为，从长期看，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而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乃至有的小机器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

“最大的挑战就是2.5亿至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得做。”樊纲说，传统产业里的重化工业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于我们不利。

樊纲说，最好的情况就是不仅中国人需要的重化产品都在中国生产，世界上所需要的重化产品也在中国做，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去。为全世界生产，用全世界的资源。中国需要这样的战略去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

“许多人反对重化工业，其实是反对资源浪费型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樊纲指出，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是重化工业效率太低。

“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樊纲说。